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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长安城里并没有再次酝酿什么大的风暴。更多的是各部间的扯皮。
礼部衙门里，为乡试经费和考务细则吵吵嚷嚷的争执声，似乎也带上了几分暑气的焦躁。
细则的争论点主要集中在两点：
一是工部潘子良力主实务新科应由工部、户部甚至少府监派遣“熟谙事工”的技术官员参与会试阅卷，以免礼部儒臣用经义标准扼杀实务真才；
二是户部钱侍郎在核定各州乡试经费时卡得极死，恨不得一个铜板掰成两半花。这倒不是户部有意为难，只是因为按唐制，国家粮仓归司农寺管理。户部能动的钱着实不多。
这日午后，弘文馆内闷如蒸笼，窗外蝉鸣嘶哑。谢道临正与几位学士校勘《礼记正义》书稿，汗水浸湿了笔下宣纸的边缘，他全神贯注于辨析一处郑玄注的疏漏。
忽然，馆外传来一阵刻意压低的脚步声，随即是馆内执事恭敬的通传：“谢学士，程内侍在馆外相候。”
谢道临整理衣冠，步出书库。
烈日下，程静一身寻常宦官青袍，身形微躬，立在廊下阴影处，脸上带着惯有的那种平和的笑：“谢学士，陛下于延英殿相候，请随老奴来。”
“有劳程内侍。”谢道临还礼。
延英殿内，比外间凉爽许多，高大的殿宇隔绝了暑热，角落里的冰盆散发出丝丝寒意。
“臣弘文馆学士谢道临，叩见陛下。”谢道临趋步上前，一丝不苟地行礼。
“免礼，赐座。”李景元声音温和，目光却落在谢道临汗湿微透的官袍上，“弘文馆的书库，夏日怕是不好待吧？”
“为国修典，不敢言苦。”谢道临恭谨答道，在绣墩上虚坐了半边。
李景元似随意提起：“潘子良的札子，谢卿看过了？”
“回陛下，臣在弘文馆，仅司修书著述，并不与闻具体公务。” 谢道临的回答滴水不漏。他确实没看过潘子良最新的札子，但猜也能猜到内容。
李景元不置可否地“嗯”了一声：“他今日又递了一份，力主要将会试实务科答卷，悉数交由工部等有司‘技官’评阅，礼部只能负责誊录、封存、发卷。口口声声，道是唯有如此，方能免去外行评内行之弊。”
他微微侧首，余光扫向谢道临，“谢卿以为如何？”
这问题带着试探的锋芒。首接将科举考卷交给具体业务部门评阅？
这不仅彻底剥夺了礼部（及其代表的文官体系）对这类人才品评的话语权，更是要将技术官僚体系凌驾于传统文官体系之上的危险信号。
一旦开了这个先河，日后“明算”、“明医”乃至其他新设实务科皆可效仿，那科举制度的统一性将名存实亡。
天子抛出这个问题，其意显然不在询问建议，而在于观察他的立场、反应。
“陛下，治国之道，犹若烹鲜。” 谢道临声音不疾不徐，选择了一条更稳妥的路径，“过犹不及，当求调和。科举选士，乃天子拔才之根本，务求纲举目张。”
“经义取士，重其经纶之宏阔、文理之通达，此为纲；实务新科，考其术业之专精、临事之机变，此为目。
若全盘交由工部有司技官专判实务答卷，一则，恐其仅拘泥具体技艺，失于对士子心性大局之体察；二则，各地工部有司职能、见识、乃至评判标准皆不同，如何确保‘公平’二字？
三则，有司官员，亦是地方藩镇或朝堂派系之属员，由其专断，难保其挟私，更易于结成朋党，长此以往，岂非架空了朝廷选士之公器？”
他顿了顿，将话引向“天子专权”这个绝对安全的逻辑：
“臣愚见，实务新科之答卷评判，仍宜由礼部‘主持’，以保制度之一体。
然，为杜‘外行评内行’之弊，可于命题之初，即由陛下钦点通晓实务之清要大臣，会同工部、户部、将作监等衙署遴选的真正‘精于其事’者（注：并非官，而是具有特定技艺的专业人员），共同拟定详尽的评分标准细则，务使尺规明确，有章可循。评卷时，礼部亦可请旨，召部分‘精于其事’者参与复核或提供专业咨询意见。”
“如此，” 谢道临总结道，“既确保了最终评判之权柄仍在天子亲掌的礼部框架下运行，维护了选官制度的统一与朝廷的权威，又能兼收并蓄，汲取实务专精之长，避免潘尚书所忧之忧。所谓‘专断’，乃指脱离制度框架之行径；而有章可循、多方参与的‘主持’，方为万世之通法。”
这番论述，核心是将评判权牢牢框在“天子意志-礼部制度”之下，只允许专业人员在“规则制定”和“信息咨询”环节发挥作用，完全否定了潘子良企图建立的“业务部门专判权”。
李景元目光落在谢道临身上，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审视。
“调和……公允……章法……” 李景元轻轻重复着谢道临方才用过的词，嘴角似乎牵起一丝极其微小的弧度，又迅速隐没，“谢卿所论，不失老成持重之见。这‘主持’之责，‘纲举目张’之用，礼部……当得起才好。”
最后一句，声音虽轻，却如金玉掷地，带着沉甸甸的分量。
李景元摆了摆手：“罢了。修书清苦，天气炎热，你早些回去歇息吧。” 语气己是逐客的意味。
